抗战时期为何延安会收到来自香港的救援物资？

抗战时期，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，虽然地处西北内陆，却能够接收到来自香港的物资支援。这一现象背后，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传奇。
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香港虽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，但广大爱国同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，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活动中心之一。香港的抗战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、共御外侮的生动写照。

抗战，香港不是“旁观者”
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香港的爱国团体和进步人士就积极声援内地抗战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全面抗战爆发，香港成为内地抗战的重要后援基地，香港同胞的抗战精神与祖国同频共振。

1938年6月14日，保卫中国同盟(ChinaDefenceLeague，以下简称“保盟”)在香港宋庆龄寓所宣告成立，这是宋庆龄为团结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而创立的组织。保盟利用香港国际联系广泛等有利条件，把中国民众的深重灾难和中国战场的紧迫需要传达给国际社会，为中国抗战，特别是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募集了大量资金和物资。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也在这里开展工作。

当时运至香港的救援物资，先在保盟设于湾仔的仓库中分类整理，集中装箱，然后运往内地。粤汉铁路畅通时，救济物资多由此线运送。粤汉铁路陷落后，改由经法属印度支那运往中国广西或云南，然后转送他处。无论是战时首都重庆，还是交通闭塞的延安，甚至远在山西五台山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，都曾收到过保盟辗转运去的救援物资。

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援祖国抗战。七七事变后，在香港，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，总计不下数十个。这些团体通过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，或组织救护队、回乡服务团等，为支援祖国抗战贡献一份力量。

沦陷≠屈服

1941年12月8日，日军进攻香港，英军抵抗18天后投降，香港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。在此期间，香港同胞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。
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中，东江纵队是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，港九独立大队(以下简称“港九大队”)则是东江纵队中最有特色的一支部队。香港沦陷后，抗战的重担就落在港九大队身上。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，它是唯一一支成建制、由始至终坚持抵抗的抗日武装力量。

香港战略地位重要，是日军在太平洋的转运枢纽和海军中继站，以及其北上侵略中国内地和南下侵略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据点。港九大队可谓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。它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，在香港开展农村游击战、海岛游击战、海上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，大大小小60多次战斗，有效干扰了日军的战略部署，亦使驻港日军和汉奸惶恐不安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港九大队毙伤日军100余名，毙伤汉奸、伪警及间谍等70余名，俘虏、受降日伪军600余名，炸毁日军飞机1架；缴获长短枪支550余支，机枪60余挺(包括英军弃械)，炮6门，缴获敌船至少33艘，击沉4艘，并缴获大批弹药。

“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”

谈及在香港发生的抗日活动，不得不提发生在1941年至1942年、历时11个月的香港秘密大营救。

香港沦陷后，日军立即封锁交通要道，实行宵禁，大肆搜捕抗日人士，并贴出告示，限令旅港文化人前往“大日本军报道部”或“地方行政部”报到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当时滞留在港的抗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大多来自广东以北，既不懂广府话，又无什么社会关系，长期隐蔽有困难，随时有可能被捕杀，处境相当危险。

1941年12月8日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向廖承志、潘汉年、刘少文等发出电报，指示香港文化人、党的人员、交通人员向南洋及东江撤退。随后，又发出几次加急电报，指出被困在港的文化人是我国文化界的精英，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抢救出。秘密大营救由此展开。

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武工队的帮助下，滞留人士分水陆两路离开香港，转送至大后方或敌后抗日根据地。为确保途中安全，在三条交通线上，分别设立了多处秘密交通站，派精干交通员作向导，由武工队分批分段护送。

秘密大营救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起，到1942年11月22日邹韬奋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为止，历时11个月。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作为港九大队前身的几支武工队，先后救出知名抗日民主人士和文化人300多人，连同其他方面的人士共约800人。其中还包括少数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及家属，如国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和参议刘璟、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夫人和妹妹，以及影星胡蝶等。

虽然营救行动过程困难重重，如经费不足、土匪出没、敌情突然出现变化及与外省文化人语言不通，但护送者仍尽一切办法解决。历经千难万险，他们终排除土匪的干扰，成功闯过日军的岗哨和搜查，将大批抗日文化人及民主人士无一伤亡地平安护送到大后方。1942年2月3日港九大队成立后，高潮已经过去，但营救继续进行。

因为营救行动从没一次出事故，没有任何人遇险牺牲，作家茅盾称这场营救是“抗战以来(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)最伟大的抢救工作”，胡风亦称之“奇迹般的大胜利”。